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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夺权的日子里:逼领导背《语录》——在疯狂、荒唐与悲惨、血腥

发布时间:2020-06-27作者: 阅读:(268)

五、静坐绝食与官民对话

自8月底以后,北京南下串联的学生多起来了,外省市的学生也陆续有人到桂林串联了。我发现这些来串联的学生大多数是来沖冲杀杀的,我们学校校长王濯之等领导人就被这些红卫兵集中起来训斥,这些干部们的官气被吓跑了。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学生的举动对鼓动人们起来造反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我总感到大多数来桂林的学生只能沖冲杀杀做些表面的工作,有些人甚至是随大流跟着来好玩的。真正来“造反”,做深入细緻工作,肯动脑筋的还是少数,像北京航空学院的胡振裕,清华大学的万绍鸿,中国科技大学的黄赛阳,北京农机学院的张铁锚等一些学生,他们到桂林后,即与师院“老多”和各校的造反派深入联繫,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桂林造反派的支持确是巨大的。市委领导最怕的、要赶走的也正是这样的学生。

市委领导组织工人赤卫队和红旗红卫兵对造反派进行打压,企图驱赶南下串联队,这就激起造反派和南下串联学生的反抗,写大字报进一步批判桂林市委,要求市委领导检讨错误,停止驱赶串联队,停止打压敢于起来造反的学生和职工,但市委领导拒不承认和改正错误,继续驱赶来桂串联的学生。为了反抗市委的打压和驱赶,师院“老多”近千多师生于9月7日下午到市委大院静坐绝食,并同时派出代表与串联队的学生多人到南宁向广西自治区党委请愿,要求他们解决桂林的问题。

学生们到市委大院静坐绝食的举动,再次轰动了桂林,成了人们关注和谈论的焦点。9月8日下午我获知这一情况后,晚上就带上我们火炬战斗队的全体成员到市委大院,参加静坐绝食斗争。我们到达市委大院时,这里已坐满了人,办公室、走廊上、草坪的树下都有人在坐着或躺着;另外有许多看热闹的人来来往往。市委大院在市中心区环湖的南岸,绿树葱茏,风景美丽。此时正是炎热的夏季,晚上人们到环湖来乘凉,少不了要到市委大院来看看,更增加了这里的热闹气氛。

师院“老多”的负责人告诉我,市委的领导人都跑了,拒不出来见面,只派一些工作人员来给学生们做工作,动员同学们回去,并送来了稀饭和馒头。同学们不理这些,非得要领导人出来接见,并承认错误,停止驱赶南下串联队和把矛头对準群众,否则就坚持静坐绝食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9月9日的白天,不时有一些单位组织人员敲锣打鼓列队经过市委大院门口,高呼“反对静坐绝食!”“静坐绝食就是把矛头对準市委!”“只准左派造反,不準右派翻天!”……显然这是一些单位领导在市委部署下组织的。

到了晚上,有大批的赤卫队和红旗红卫兵及好些单位的群众,排着队,每个单位的前面都是彩旗招展,锣鼓暄天,宣传车跟在后面,在大街上游行,反对静坐绝食。这些队伍经过市委大院门口时,口号声、锣鼓声响成一片,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不时传出“保卫桂林市委”,“静坐绝食是丑化社会主义的反革命行为”等口号,这些人的一系列举动,似乎把这个山城都要震翻过来了。

《桂林日报》的摄影记者陈亚江拿着镁光灯相机在不停地对着游行队伍拍照。镁光灯闪烁着,伴随着口号声和高音喇叭的狂叫声汇成了一股歇斯底里的狂潮。最令人嗤笑的是高音喇叭传出的“好消息!南宁来电:黄赛阳被打,张铁锚当场被抓”的狂叫声。这样的叫喊一遍又一遍重複着,每叫喊一遍,陈亚江的镁光相机都要闪亮一次,游行的队伍就要爆发出一阵喝彩声和鼓掌声。

关于黄赛阳和张铁锚两人,在此还得简介一下。黄赛阳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广西人,其父乃是当时广西的一位文化人;张铁锚是北京农机学院的学生,内蒙人。他们都是到桂林串联的第一批大学生,到桂林后积极支持桂林的学生起来“造反”,在造反派中有很高的声誉。9月7日的静坐绝食事件发生的同时,他们组织一部分南下学生与师院“老多”的代表前往南宁向自治区党委反映情况,要求区党委出面解决桂林的问题。不曾想他们到南宁后也受到南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组织群众驱赶,骂他们是“串乱队”,是来“煽阴风点鬼火”,企图“捣乱”广西的大好形势,勒令他们立即滚回桂林,滚回北京。

两天来,桂林街市上热闹极了,除了不时有宣传车和游行的队伍呼喊口号外,还有一些《静坐绝食是受坏人操纵》、《把矛头对準市委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看:是什幺人在静坐绝食》,《支持静坐绝食的是什幺人》一类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没有什幺内容,除了扣政治大帽子外,就是“揭露”参加静坐绝食或者支持静坐绝食的人是什幺“地主、资本家的儿子”、“某某人的父亲是右派”、“某某的父亲(或者舅父)是反动军官”……看到这些,我总觉得好笑,这些做法实在是低能的表现。但在此时的桂林,这样的口号和大字报,对许多人来说还是相当有影响的,因为人们看惯了建国以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诸如土改斗地主、肃反、反右、四清等等,那种随意批斗人,迫害人,甚至抓人判刑、杀人,人们都记忆犹新,都是害怕而不敢说话的。现在居然有人炮轰市委,炮轰区党委,跑到市委的领导机关去静坐绝食,这怎幺能想象呢?

当然,也有不少大字报是支持造反派的,认为造反派的行动“好得很”。在我的记忆里印象深刻的是桂林市邮电局的先进人物高桂英,一个女流之辈,她敢于率先站出来支持造反派,对带动市内许多机关和工厂的干部职工后来支持造反派起到了带头作用。

经过两天多的静坐绝食斗争,市长冯邦瑞和新的市委副书记王同连终于答应和造反派对话,讨论桂林的文革运动问题。

9月10日晚,静坐绝食斗争宣告结束,所有参加静坐绝食的人都回到师院,那里的食堂已做好了稀饭等着大家。

经过此次事件后,桂林市委果然派出了市长冯邦瑞和市委副书记刘竹溪等领导人,一连几个晚上在师院校门口和学生进行公开对话。师院“老多”的代表和北京来的学生代表在台上公开向冯、刘等领导人提出问题,让这些领导人回答。学生们往往先要这些领导人背某一条毛主席语录,或者要他们在《毛主席语录》本里寻找某一条语录,这些领导人一时背不出来或者找不到某一条语录,或者答不上某个问题时,台下的众多听众都会起鬨和讥笑,弄得他们很狼狈。这样的对话我去听了两个晚上,我感到几个月来的运动确是锻炼了学生。同时,看到官员们再不敢像平时那样高高在上摆官架子,不免觉得好笑。

在对话中,这些领导人虽然没有完全承认前一段对造反派打压的错误,但口气却是软下来了,不敢再明目张胆地调动赤卫队和红旗红卫兵来打压造反派了。因为《红旗》杂誌第九期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人民日报》8月24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相继发表,确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特别是北京学生们传来的许多中央首长讲话和毛主席讲话,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抢这样的传单,认真阅读。毛主席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这些指示在一般人的头脑里都会起到促进变化的作用,官员们对群众的态度也会发生变化。

经过静坐绝食事件,经过学生们与市委领导对话后,学校中参加造反派的人多了,特别是桂林中学、师院附中、医专等学校,大部分学生都参加了造反派;我们火炬战斗队也由原来的六人增加到数十人了,学校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造反派组织。在机关和工厂中,也陆续有一些人站出来支持造反派了。造反派的队伍在发展壮大,而保守派的队伍在逐步缩小。

六、工作组也开始靠近造反派

9月中旬以后,我校的学生大部分都外出串联了。我们火炬战斗队的成员也分期分批外出串联,我和陈正福等十多人是第三批外出的。10月中旬,我们离开桂林,加入到了串联的大军之中。

11月13日我们回到桂林。回来后,我们把在长沙、北京、武汉等地串联中的所见所闻向火炬战斗队的全体人员作了传达,之后又向部分教师作了介绍。在传达中我特别着重谈到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蒯大富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等的造反精神。我也彙报了在北京看到的有关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大字报,在武汉看到的有关王任重的大字报。大家听后一方面感到惊奇,同时也感到我们在桂林写《炮轰桂林市委》、《炮轰区党委》的大字报是没有错的。

自从1966年10月3日《红旗》杂誌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后,中央又召开了工作会议,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桂林各学校和各机关单位批判“资反路线”的运动也形成高潮,一些在运动初期因写单位领导人的大字报、因反对工作组而受到批判、打击甚至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右派”帽子的人宣布平反了,所整的黑材料也被销毁。

客观地说,与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相比,桂林的“资反路线”对群众的压制和打击还不像北京、西安、青岛、长沙那样造成了疯狂的白色恐怖,有的甚至闹出人命案。就以我们学校而言,虽然有两名职工自杀身亡,但并非因为学校领导或工作组对他们打压所致。就我们造反派而言,运动之初,在学校我们除了受到一些人的流言蜚语指责外,并未受到什幺打击和迫害(当然暗中整我们黑材料準备秋后算账的人是有的)。甚至文革工作组也在接近我们,听取我们的意见了。

我校文革工作组的组长张清栋(时任广西区党委直属机关副书记),在1966年的9月下旬和10月初曾两次找我交谈过一些文革的问题,耐心听取我的意见。这在工作组刚进校时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时工作组的组长就是学校的最高当权者,对我这样一个普通教师是绝不会主动来接近的。工作组撤出学校,张清栋回到南宁后,12月10日曾给我来了一信,信中谈到了他对文革运动的新认识,并介绍了南宁市运动的形势,希望能和我作为私人朋友多交流。我当时没有给他写回信,一则是因为我对领导干部向来是敬而远之,不喜欢拍马屁,二则是因为当时十分忙,写文章,参加各种活动和会议,把回信之事给忘了。现在想来当时未给张清栋回信是不应该的,是一件遗憾的事。听说在1967年初伍晋南、贺希明等党政领导干部站出来亮相支持造反派后,张清栋也站出来参加造反派,成为一名积极分子,1968年7、8月韦国清镇压造反派时,张清栋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他的生死结果如何,我至今尚不得而知。这是我现在仍在怀念的一位领导干部。

为了深批“资反路线”,从11月下旬开始,火炬战斗队就派出多人到市内一些工厂和郊区农村进行宣传,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发动他们起来参加文革运动。张安山、冯志华等人到了棉纺厂,其他一些人到了製药厂或者穿山公社、甲山公社的生产大队,他们的工作很出色,受到了工人、农民兄弟的欢迎。

经过市内许多学校学生们(也有少部分教师)下乡、进厂的宣传发动后,广大工人、农民群众都发动起来了。许多原来参加工人赤卫队与学生对抗的工人都反戈一击,站出来支持造反派了。至1966年底,官方组织的红旗红卫兵和工人赤卫队等保守组织彻底垮台了,市委领导也多次检查了执行“资反路线”的错误,市长冯邦瑞和新来的市委副书记王同连此时已坚决支持造反派了。造反派的组织扩大了,工人成立了“工总”,农民成立了“农总”,大中学校成立了“红卫兵总部”,可以说桂林市的造反派已组成了浩浩蕩蕩的革命大军。在我们学校,我们火炬战斗队和红星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教工征腐恶战斗队等多个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革命造反联合大队,并且首先夺了广播室的权。

七、半夜查封《桂林日报》

文革开始后,自治区党委首先抛出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协广西分会主席陆地作为批判对象。自6月初以来,在《广西日报》上连续开展了对陆地的文学作品《故人》、《国庆节》、《美丽的南方》等的批判,称这些作品是“美化阶级敌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6月28日,区党委作出决定,撤销陆地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其后,又把《广西日报》总编辑锺林抛出来作为批斗对象。桂林市委也于1966年10月抛出了《桂林日报》的总编辑余国琨作为批判对象。

到1966年底,“资反路线”已基本垮台了。为了控制报纸这块舆论阵地,我们想到首先必须使报纸不能再为“资反路线”说话,这就要对报纸进行查封,然后变成为造反派说话的报纸。

为了查封《桂林日报》,我们当时寻找的理由是:《桂林日报》长期以来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办报路线”;文革运动以来《桂林日报》成了市委推行“资反路线”的舆论阵地;1962年“黑帮”邓拓来桂林时,在火车上曾作诗“窗外云山动客心,遨游千里有知音……”,我们认为,市委书记黄云和《桂林日报》总编辑余国琨就是邓拓的“知音”。这样的报纸现在不查封更待何时?

我们的这些理由现在想来是可笑的,但在当时却是堂堂正正的理由,也是我们认为重要的所谓“罪状”。

大约在1966年的12月下旬,一天我带上陈正福到师院与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驻桂林联络站的人员和市造反大军负责人之一的刘振林(师院外语系62级学生)交谈,大家不约而同谈到要查封《桂林日报》的问题,决定晚上召开会议,讨论查封《桂林日报》的具体事宜。

晚上7时,我和刘振林、北航、清华驻桂林联络站的学生及桂林市若干造反派的负责人共十多人,在工人文化宫的一间办公室开会,刘振林主持会议,会上一致同意查封《桂林日报》,决定由北航的学生来写查封《桂林日报》的声明,由我来写《就查封〈桂林日报〉告全市人民书》。查封报纸当时在全国一些省市早有先例,参照别人的写法,结合桂林的情况,一个小时两份底稿就拿出来了。大家当即讨论,很快就通过了《查封声明》和《告全市人民书》。

大约在半夜时分,我和刘振林等几个人到桂林市委宣传部部长何福宗的家里,把他从床上叫起来,告诉他查封《桂林日报》的事,要他表态、签字。冬日的夜晚,桂林的天气是寒冷的,半夜时分把一个市委的宣传部长从床上叫起来,要在往日这是不可想象的。他招呼我们到客厅就坐。当我们把来意说清楚后,他表示同意,并在《查封声明》上籤上了自己的名字。

事情办好了,大约半个多小时我们就离开了何福宗的住地。由于我们学校离市区较远,我和陈正福就回校休息了,余下的事由刘振林等人去办理,他们带上何福宗直奔《桂林日报》社,进行具体的查封。

从次日起,《桂林日报》就只出每日电讯版了,其他版面一律停刊。直到我们造反派夺权后,《桂林日报》改名为《新桂林报》,才恢复全部版面,由报社的造反派主持日常工作,桂林造反派派代表进驻报社协助管理。

几乎在我们查封《桂林日报》的同时,《广西日报》也被南宁的造反派查封了,“桂林老多”的人也在南宁参加了此次查封,我们火炬战斗队的宋建民等人当时正在南宁串联,他们也参与了此事。宋建民回到桂林后把此事告诉了我,讲他们如何就查封《广西日报》一事去找到伍晋南(区党委文教书记),他还向伍晋南要了一枚毛主席像章,说伍是一个对人和善的领导干部。

《桂林日报》和《广西日报》被查封后,报社的一部分人反对,他们就找到自治区党委,併到广州向中南局反映这一情况。1967年1月,正值全国许多地方在筹建“批陶联络站”,批判陶铸,说他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为了收集更多的材料来批判陶铸,同时也为了查封《桂林日报》和《广西日报》的事情,广西师院“老多”派的负责人周兆祥带上一班人前去广州,并叫我们也派人参加。1月11日,我带上陈正福、孙景文两人也前往广州,1月21日回到桂林。

八、在夺权的日子里

从广州一回到学校,蒋建荣、王宗器等造反派的负责人就向我介绍了桂林市学生、工人、机关干部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夺权的情况。桂林的保守组织彻底垮台了,市委副书记王同连、市长冯邦瑞等许多领导干部都站出来支持造反派,桂林市的老百姓都支持造反派,驻桂林的6955部队也公开表态支持我们,现在是造反派扬眉吐气的时候了,桂林的形势真是一派大好。

在这种形势的鼓舞下,我们也要在学校夺权。1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决定开会研究具体事宜。经过讨论研究,决定在原来革命造反联合大队的基础上,成立学校的革命造反指挥部来进行夺权。“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由九人组成,蒋建荣(化探64级学生)任组长,我任副组长,成员有:王宗器(物探64级学生)、冯志华(女,物探63级学生)、吴虹(化探63级学生)、韦子斌(地质63级学生)、覃瑞环(化探64级学生)、周世明(物探教师,党员)、杨正文(地质教师,党员)。当时之所以由蒋建荣任组长,是为了显示学生的重要,由学生沖在运动的前面,实际上的指挥大权则是由我来掌握。

夺权的过程是:由我起草一份《夺权通告》,然后指挥部全体领导成员讨论通过,再召开各战斗队负责人会议宣读通过。到第二天就通知学校的党政领导和各科室负责人到指挥部办公室(原来的党委办公室)开会,给他们宣读《夺权通告》,要他们表态、签字同意。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广播通知(头天晚上就个别口头通知到本人了),上午8时在指挥部办公室召开学校领导和各科室负责人会议。会议由蒋建荣主持,王宗器宣读《夺权通告》,然后由我发表讲话。我根据当时全国的形势,根据上海造反派的夺权和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精神,讲了一通大道理,我特彆强调,革命的干部应该站出来亮相,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们将视每个干部的表现来选择“结合”的对象。

在我讲话后,这些领导干部都主动在《夺权通告》上签字,并争相发言,表态支持造反派夺权,愿意接受指挥部的领导和安排工作。会议开得十分顺利。

夺权斗争就这幺完成了。下午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宣布夺权成功,同时宣布负责人的分工情况,部署下一步运动的作法和準备複课闹革命及有关斗批改的各项工作。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夺权后必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选择原来的领导干部进入夺权后的领导班子就成了当务之急。学校原来的领导干部中,党委书记王守均,校长王濯之,副校长史树筠以及十多名中层干部都表态支持造反派,支持夺权,我们该选择谁作为结合的对象呢?

经过指挥部成员的讨论,认为副校长史树筠比较合适,应作为首先考虑的结合对象。为此,我就与指挥部的几名主要成员找史树筠谈话,向他交底,我们相信他,打算结合他;也希望他向我们交底,要对革命负责,保证自己没有历史问题。我记得他公开说党委书记王守均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并未使我感到意外,因为从工作组进校后,就领导师生把斗争矛头主要对着王守均;工作组撤出学校后,当时学校成立的“文革筹委会”矛头也是指向他,并两次召开了批斗他的大会。现在我们造反派夺权了,这种看法仍延续了下来,指挥部的多数成员也同意这种看法。但在我的思想里是心存疑虑的,因为我们并没有掌握什幺材料,大字报揭露的多是标语口号式的东西,没有多少实质内容。然而面对此时学校的实际情况,我也只好叫专案组深入调查,整理材料再说。对党委书记和校长两人就暂不考虑结合。对十多名中层干部,只有后勤、财务、图书馆等部门有工作,这些科的科长就叫他们坚守岗位,搞好工作;其它的各科室暂无什幺工作,就在指挥部领导下参加运动。

夺权后我们就掌握了学校的一切大权,在指挥部的九名领导成员中,我们火炬战斗队就佔有5人,可见这个战斗队在学校的威望是高的。此时的我由一名普通教师而成为学校的掌权者,这是我做梦也未曾想到的。我深深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决心把各项工作都要做好。俗话说“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现在要管理好这幺一个学生和教职员工共有一千多人的学校,确是十分不容易的。许多事情都要过问,都要管,整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实在使人有招架不住的感觉。且不说这个运动要如何搞下去心里没数,只能跟着中央的部署和报刊发表的社论精神去做。就是日常的事务工作一大堆也难于处理。各班级、各科室经常来请示彙报要给他们表示意见;各种不同的意见反映上来要作出处理和解析;原来的学校领导和中层干部中的一些人,经常给我写思想彙报或者提出一些建议,看这些材料我都花去大量时间,有时还得找他们谈心。由于造反派的地位变了,也不时有一些人在我的耳边唱讚歌,似有拍马屁的味道。对拍马屁的人我是最看不起的,自己也从未向什幺人拍马屁。现在我当权了,居然有人想来拍我的马屁,实在令我生厌。记得一个人事科的干部张明,过去和我没有任何交往,是个向党委书记王守均拍马屁的人,人们都看不起他。此人在文革之初是一个铁杆的保守派,现在保守派垮了,造反派掌权了,一次他找到我,想向我彙报他的思想,我也耐着性子在听。他竟讨好地说:“过去没有看出你有这幺高的水平,没有得到重用,人事科是有责任的……”一听他的话就令人生厌。在1968年造反派被压垮后,对我进行批斗,对党委书记王守均进行残酷批斗最狠的人就是他,此是后话。

桂林市及各机关、工厂、学校以及街道、郊区农村夺权后,都由造反派掌了权,驻桂的6955部队和桂林军分区、桂林市人民武装部都是表态支持造反派的。从1967年的3月份开始,广西师院首先开展了军训工作,新华社和《光明日报》都为此总结过经验予以报道。从5月份开始,市内各大中专学校及普通中学都开展军训和複课闹革命。6月13日新华社的两名记者到我们学校与我们座谈,了解我校军训、实现大联合及解放干部的有关情况。我们正在筹备建立学校的革命委员会,市革命委员会也正在积极筹建之中。整个桂林的形势是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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